感官不仅是身体和生理的，更是社会和文化的。这是感官人类学重要的思想基础。Mary Douglas虽未专门从感官人类学方向进行论述，但她指出人们在具有“生理身体”（physical body）的同时，亦具有“社会身体”（social body），两者处于一种相互调和与互为参照的关系之中。这一观点与感官人类学的思想基础不谋而合，同时又更着重于强调宏观的社会时代动向对微观的身体感官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透过一种潮流性与群体性的感官癖好去探索大的社会时代征候的可能。
       在上述微观身体感官之于宏观社会特征的维度之外，近些年来感官人类学家较多提到多感官、跨感官、交叉感官的研究取向，即视所有感官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强调应注意到许多感知过程中难分感官主次的现象，以及人们藉一种感官对另一种感官进行表达的可能。David Howes提出的“共感”（或称“交感”，intersensoriality），即指一种感官在启动时，也往往牵发身体其他感官的协调作用。这种“共感”不仅可能发生在同一主体的多种感官之间，而且也可能发生在同一文化和时代背景下的各种主体的感官感知及表述方式的共鸣之中。另外还有学者结合东亚文化情境，提出了内化于身体且由多种复杂体验交织而成，无法从具体的感官方向去讨论的“身体感”概念，意指“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来感知体内体外世界的知觉”，将多感官推向了更复合形式的综合身体经验的维度，诸如“现代感”、“舒适感”、“可爱”、“洁净”、“肮脏”，甚至东方式的“气感”。本研究中采集和分析年轻人喜欢运用的各种流行和网络语言。
        在调查年轻世代之味觉癖好的同时，本文亦从跨感官领域挖掘他们对视觉影像的某些表达方式，结合“生理身体”和“社会身体”互相调和的原理，来探究相同社会文化情境下味觉和视觉两种感官表达的共通性、以及它们所可能共同印证的某种“社会身体”特征。

在他们以音乐消费为案例的讨论中，被研究对象对音乐的选择，不再如Bourdieu所讨论的法国案例那样深受来自社会等级的趣味的影响。而是越高等级出身的人，越有可能呈现出“杂食”的倾向，即同时涉猎多种音乐，既有古典也有摇滚和各种通俗音乐；而较低等级出身的人则更大程度上保持着原有的单一趣味。Peterson and Kern使用“杂食”概念与Bourdieu的“区隔”（distinction）概念相对话，指出原来强调社会分层与消费趣味相对应的“区隔”概念已经不能代表美国社会新兴的消费趣味。但与此同时，不论是Peterson and Kern，还是之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又都或多或少说明，“杂食”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区隔”的消失，而是因“杂食”而又形成了新的“区隔”，即新的身份认同的出现。如Alan Warde所提醒的那样，“杂食”也可能是重建区隔的一件“新外衣”（anewgarb for distinction）。不论认为文化消费品味与社会分层是否同源，Bourdieu所讲的“区隔”和Peterson and Kern讨论“杂食”时所涉及到的“区隔”，均有着明显的社会等级所指，这一点对于中国社会情境来说却不完全适用。比方已有学者指出，“中产”这个词在当下中国是意涵不清甚至使用错误的，无法一一对应西方定义的中产概念。中国学者王宁讨论关于中国年轻人的音乐消费时也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和文化正在发生急遽转型的国家，社会正在经历“重新洗牌”，文化的世代传承也遇到断裂，以致同辈之间“横向分享”的影响力往往更甚于代际传承。
       本研究案例同样很难将社会等级作为考虑年轻人消费品味的一个变项。“杂食”的年轻人同时接受了来自于世代和同辈的影响，而且也同时吸纳着来自于世界性的和本土性的趣味。有趣的是，恰恰是在潮州而不是在深圳的调查令笔者更快和更清楚地看到了年轻世代“杂食”的倾向。原因与深圳城市过大，在纯茶消费方面又不十分外显有关；而潮州在较小的城市规模条件之下，在拥有工夫茶强大传统的同时又接受了外来奶茶和咖啡的影响。也就是说，笔者并非意指深圳缺乏“杂食”者，而是指潮州的特殊情况得以令自己在短时之内更容易抓捕到“杂食”倾向的存在。
       在潮州，正是工夫茶强大的群体影响力，使得当地年轻人杂食的构成里，除了外来的和世界性的影响因素之外，还明显拥有来自于地方传统的元素。而后者在深圳却是相对缺失的。一个“杂食”的潮州年轻人对工夫茶、奶茶和咖啡都不排斥，虽然他可能在某个年龄阶段对其中一种更为钟意。工夫茶是伴随他从小到大的东西，家里的长辈一泡茶，他就会被召唤去一起加入。这种加入常常带有几丝强迫性。泡茶的长辈与其说是在提供一种服务，勿宁说是传达了一个命令。所以，即便一个孩子天生对茶的苦多有抗拒，喝得不多，但他也已经在不情不愿之间慢慢习得了茶的滋味和工夫茶的方式。就像访谈中遇到的一个30岁的男子所说，“工夫茶对潮州人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当甜的奶茶从外面传入潮州时，年轻人并不掩饰对这一流行饮品的接受和喜爱，特别是25岁以下的人群。潮州街头奶茶店门口排队的一群女中学生（15岁左右），告知笔者她们在家也喝工夫茶，但那是被大人逼的，自己真正喜欢的则是甜的奶茶。如今奶茶店在潮州越来越多，以一条约两百米长的商业街为例，就汇集了大小奶茶店近二十家。但是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外面会去买奶茶的潮州家长们表示，他们并不担心，认为那只是小孩子们的浅尝而已，因为在家里，工夫茶的传统一直在延续。
       另外，潮州市区里的咖啡馆已经有差不多三十家，并呈增长趋势。咖啡消费者的年龄稍长，25岁以上居多，一般都在外面的大城市待过。他们对咖啡的依赖性比奶茶爱好者对奶茶的依赖性更高，后者可以一周喝一次，或“有空上街就喝”，而前者则常常是“一天不喝一杯就难受，至少一天得一杯”。也就是说，是世界性的经历令某些潮州年轻人习得了对咖啡的嗜好，然后带回家乡，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同辈。但他们许多并未就此丢弃工夫茶，而是如同一位29岁的女性咖啡爱好者所说的，“两种都喝，两种都很重要”，一天当中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合喝而已。并且也会主动消费奶茶，比如多位30岁上下的年轻人说，尤其在天气炎热的夏天，加冰的奶茶也是他们常去购买的饮料。
       就本研究案例来说，“杂食”不是一个可以被清楚量化的概念，而且在一个“杂食”的“拼盘”里，可能仍有主次之分。但如果可以被冠名“杂食”，则意味着一个人对几种并列的物品都不排斥，还有消费的主动性。比如一位26岁的男子在接受采访时，一开始谈到他现在每天喝咖啡较多。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才发现如果就数量而言，他其实喝工夫茶更多。他自己后来分析说，之所以一开始以咖啡为答案，是因为每日喝咖啡总是去外面某些特定的咖啡馆，是一件有意而为之事。而喝工夫茶是在家里触手可及、自然而为。如此这般，以致于当被问及喝什么较多时，他脱口而出的答案是在消费过程里包含了更多个人主动性的咖啡。
       当然，奶茶和咖啡爱好者虽然没有抛弃工夫茶，但他们中不少人的确怀有对传统的抗拒之心，诸如上述女中学生所说工夫茶是被大人所逼。另一位30岁的年轻人，在大城市学过系统咖啡冲泡课程、然后回到潮州在一家咖啡馆工作，他认为咖啡代表着自由和现代感，工夫茶则充满了“旧的气息”、“有种束缚人的感觉”，所以即便家中有一份茶业等他去继承，他却逃跑到外面学了咖啡。只是在每日生活中，他仍有喝工夫茶的时候。在潮州，呈现出最强“杂食”趣味的群体，即奶茶、咖啡和工夫茶三者都接受并嗜好的，集中在30到40岁之间。现在40岁以上的人，则多是“单食者”（univore），即工夫茶的坚守者，排斥奶茶、咖啡及其他任何有添加的饮品。
       此外，潮州案例区别于深圳案例还有一个有趣的方面：潮州的年轻人，虽然现在喝奶茶和咖啡更多，却主动谈及一个未来的趋向，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喝工夫茶将会越来越多，也即对传统的一种回归。如一位不到30的女性向笔者解释说：“我看着比我大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年纪轻的时候喝奶茶、冷饮，上了年纪就是工夫茶了。”当然，对于目前的“杂食”者来说，他们的“杂食”是否能维持一生，是否会发生其他的演变，尚待后续追踪发现。而在深圳，这种对未来的主动谈及和对传统的预期回归，则是缺失和不明确的。没有一个强大的地方文化，加之工作的流动性和房价的触不可及，许多年轻人对于未来将会继续待在这个大城市还是去往他处，觉得难以预测。